--中国改革（2009）年会论坛发言
袁绪程：我们现在讨论教育体制改革。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孩子，或者你有没有上学，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教育体制是关系国家的大事。如果教育体制不行，国家的未来都成问题。对于教育问题，当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评价不一样。我们教育系统的人，特别教育部系统的人，都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的好，但是体制外的人认为问题很多。国家教育部去年1月份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以上。教育大发展应该是肯定的，但数字的增长并不代表教育的发展，更不能代替改革。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多。归纳起来有三点：
首先是资金投入不足，据测算2007年占GDP的3%，不到4%，不仅是财政性的投入不足，而且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这个实际上大家可能有感觉了。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现行的教育改革，不是根本的体制改革，而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中国的教育改革尚有空间。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改革，中国的教育产业低端化也很难改变。中国的教育也无力提高。创新性的体制目标难以实现，产出结构的高端化也无从谈起，中国现代化也会遥遥无期。一个国家能否在竞争中胜出，主要看人才，人才能否胜出，看教育，事实证明有了好的教育体制，就会出好老师、好学生、好成绩。中国能否在全球胜出，就看能不能改革教育体制，就看能否激活全部的活力，对此要有很大的紧迫感，要从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早谋划，用10到15年把僵化的行政教育体制改变，改变为自由教育体制。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几位专家来谈教育体制改革，先请杨东平教授发言，接下来是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教授发言，再接下来是教育部课程中心主任助理刘坚教授发言。他们三个人发言，我们可以采取灵活方式穿插提问。杨教授是著名的教育改革专家，在网上有他的很多重要的教改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个NGO，是他集合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院。研究院在去年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对教改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建议。现在先请杨教授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
袁绪程：杨教授把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问题说了。他提出三个放：第一是思想要解放。教育体制思想是最不解放的，甚至比60年前还要差。第二是开放办学。第三个就是下放，我觉得这个下放非常重要。下放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教育部把学校下放给地方。国家这么大，教育部怎么"统管"？一统就死，第二个层面将办学权下放给学校。第三是将教学权下放给老师，把择课权下放给学生。
所以三个放，我觉得讲的非常好。要分别向地方、学校、学生、老师赋权。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他讨论，向他提问。
袁绪程：动力不足，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国家办学的动力，一个是社会办学动力，一个是市场办学的动力。投资家办教育的动力在中国明显不足，这有体制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不可能都采取投资回报的方式，就算在美国也只有10%，办学主要应当是非盈利性的。但我们的体制束缚了社会办学，动力相当不足。教改往往是逼出来的，如果我们毕业生都分不出去，如果教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教育改革就会开始了。主动改革，基本上没有过。
袁绪程：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到此结束。我做一个小结。刚才几位教授都讲的很好。刘教授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本质问题。我认为由于政府垄断了教育，教育部门一统天下才出所有的弊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服务性产品，应当遵守社会生产规律，不能宏观和微观不分。至于是不是公共产品，要看谁付费。既然教育是产品，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由政府包办还是由社会决策，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教育问题难题的根子，源于政府独家垄断办学。社会包括政府，但是政府不包括社会。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管的太多太滥。我们的改革就是把政府的权利置换和放出来。如果不放出来就不可能有教育体制改革。不是我们的学生不聪明。我们有很多学生非常聪明，是因为教育体制的问题，给变傻了。刚才刘教授提到教育的规范、制订标准，监督、裁判是政府的权力，我赞同，但考试不应该由政府定。像美国，可以自由竞争。比如由几个社会团体来做竞争，考试可作为录取的标准之一，而不能作为唯一的参考。我们30年的国家统考有效的话，那今天这个效果越来越弱了。所以这个大一统如果不打破，不把考试和招生分开，就不可能因材施教。招生或选择学生是学校的权利，选择学校或课程是学生的权力，不应该是政府的权利。所以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大有文章可做，可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做起。讲个例子，比如清华。为什么清华由国家办而不由社会办？清华、北大是稀缺产品，不应由政府办。
只要是稀缺产品，都应由社会或市场办，不应由国家办。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也应由社会或市场办，而不应由国家出资办。由社会或市场办，也不会完全按"钱"来定价，因为人才的选拔需要按质量。如果谁出价高，谁能入学，名校的牌子就会砸了。按才能招生，不论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只要达标就能入学，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这也能杜绝谁的权利大谁就可以进入名校。所以择校的问题，不是个权利问题，是个社会公平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教育体制要改的太多了。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比民国的时候还落后，这是公认的。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不清这一点，不进行体制改革，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改革滞后于发展，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感谢杨教授、王烽主任、刘教授。感谢各位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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